仝小林简介
仝小林，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糖尿病研究联盟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方药量效研究分会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方药量效研究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主任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香港东华三院等客座教授。
“下午1点多，我们一行三位记者等候在古色古香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仝小林院长的办公室门口。不久，便见到刚结束门诊、尚未午餐的仝院长步履挟风地向我们走来，一瞬间让人感受到他居敬行简的工作作风以及平和温静的待人气度。
知道他是一位在中医领域成就卓著的人物，临来之前，我们着实做了一番查阅功课：“中医降糖”第一人，打破医学界公认的中医只能辅助降糖的“真理”；开展“方药量效”研究，揭示经方治病“玄之又玄”的剂量“命门”；2003年SARS期间，采用中医、中西医结合方法亲自诊治248例SARS患者，对11例未经西医治疗的新发病人，应用纯中药治疗，不仅全部治愈，且未出现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创造了全球唯一纯中药治疗SARS并获成功的记录，被写入世界卫生组织《中西医结合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试验》报告……读着这一项项史无前例的突破性成就，虽未与仝小林先生谋面，已令我们心生景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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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仝小林
“仝小林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仅有的两个联盟之一——糖尿病联盟的主任委员；是连续11年的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主任委员；创立了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另外，他和全世界的中医同仁一起，共同搭建了中医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平台；创建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世界中医药联合会方药量效专业委员会，推动全世界的中医药同行共同研究和破解中医“不传之秘”……
这些成就赋予了他诸多荣誉。仝小林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2009年度及2011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一等奖一项，获得2011年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荣获国家图书奖特别奖1项；获中国中医科学院建院60周年以来最具影响力的25项科研成果之一；2003年荣获中国科协“全国抗击非典型肺炎优秀科技工作者”、“卫生部直属机关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及中华中医药学会“抗击SARS特别贡献奖”；2010年度被评为“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1年获中国科协“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末，他又获得了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
在略显窄小的办公室里，除了一张摆着笔墨纸砚的古朴书桌，便是满屋的书籍。不由让人想起刘禹锡的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在这样古雅亲切的氛围里，我们没有拘泥于提纲，自然地展开采访。熏沐着他春风似的谦和微笑，聆听着他口中波澜壮阔的中医求索之旅，我们知道，这终将是一次极熨帖而极具回味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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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小林在国际糖尿病大会上演讲
师出名门，中医集大成者的励精笃学之路
“禀赋超常，幸遇名师，还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奋和专注，斐然成绩的背后，是仝小林的励精笃学之路。
仝小林的童年时光，刚经历完三年自然灾害的痛楚，又进入到文革的十年浩劫。虽生于“知识无用”的年代，但书香门第的熏陶，使他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勤思考的习惯。母亲是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战地医生，家学渊源使然，在小学三年级的作文本上，仝小林就立志要当一名白求恩式大夫。而后来的岁月里，尽管学医之道阻且长，但他历经百般磨砺，终于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这年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渴求的巨大爆发，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命运垂青有准备的人，仝小林同年考上了吉林医科大学（即后来的白求恩医科大学）中医系（该系后来恢复为长春中医药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就是后来人杰辈出的“七七级”。
甫一入学，仝小林就泡在了学校图书馆。某天，一位老先生看他如此勤奋好学，拍了拍他的肩膀：“把这本《汤头歌诀》翻到附录的《濒湖脉学》。”仝小林依言翻至此页，老先生一字不落地背完了二十八部脉。还未等年轻学子反应过来，老先生又指示翻到《经络歌诀》，同样一口气背完了十四经脉和奇经八脉。面对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仝小林目瞪口呆。原来，此老先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玉峰教授，曾任伪满时期汉医学会的会长，彼时已年逾七十，素以扎实的中医功底和精湛临床技艺著称。正是藉由这份奇缘，从此，仝小林开启了中医上下求索之旅。陈老不仅成为仝小林的中医启蒙老师，更为他树立了中医的一座高山。
学中医如痴如狂的仝小林，选择在本科毕业后到安徽皖南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国医大师李济仁先生，深入中医基础与理论研究。他如饥似渴地从传统中医典籍中汲取着能量和养分，29岁就与恩师合著《痹证通论》，将“诊治痹证需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首次提出，此书初显了仝小林与生俱来的中医才华和创新性视角。
1985年，仝小林幸运地拜入又一位国医大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瑛门下攻读博士。周老是中医内科之权威，尤其在治疗急危重症方面造诣颇深。在上世纪80年代苏北流行性出血热暴发期间，周老作为国家流行性出血热七五攻关课题的总负责人，深入疫病一线，开创了系列治法，大幅度降低了病死率。作为博士开山弟子的仝小林，在传染病高发的苏北地区一待就是一年多，治疗了大量高热、急性肾衰、休克等出血热重症，并积累了丰富的急危重症的中医诊疗经验，这也成为仝小林后来运用纯中药治疗SARS并获成功的重要实践基础。
师出名门，本硕博皆遇国医大师，敦敏笃学的仝小林从大师处汲取的，不仅是精湛的医术与博大的医理，更多的是悬壶济世的医德，以及振兴中医的拳拳之意。从那时起，在中医领域中流击楫，已是仝小林心里岿然不动的信念与方向。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本科生、第一批硕士与博士，仝小林不仅见证了中国崭新时代的到来，也注定成为当代中医第一批生力军。作为当时全国凤毛麟角的中医博士，仝小林毕业以后分配到中日友好医院中风杂病科工作，夯实了临床基础。1991年至1994年，仝小林赴日本做访问学者，开始崭露头角，用中医治疗内外妇儿的各种杂病，几乎就是“全科医生”。也就是在日本期间，仝小林开始关注糖尿病领域，为他后来的专业锁定了新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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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小林为患者诊脉
中医降糖，跻身重大疾病主流治疗的世界舞台
“仝小林说，中医史上，任何一项伟大的创新，都有其强烈的时代背景。这种创新，往往不是出现在这段历史长河的起点，而是拐点。中医已经遇到了理论和实践大变革、大突破的历史性机遇。时代的呼唤是最大的社会需求，也是医学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手。慢病时代的到来，为中医发展创造了历史的机遇。如果说，20世纪流行的传染病、感染性疾病、急性心梗等急性病，把历史的机遇给了现代医学，促进了急救医学的长足发展，那么，21世纪，涉及多病因、多系统的慢病，将是中医大显身手的最好舞台。
糖尿病是一种与遗传相关的全身慢性代谢性疾病，因其病程长，容易并发心脑血管、下肢血管等大血管病变，尤其是易患肾、视网膜及神经等特异性微血管损害。如果血糖太高，就可能出现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包括酮症酸中毒、高渗性非酮症昏迷和乳酸酸中毒等。全球糖尿病发病率增长非常迅速，已经成为了继肿瘤、心血管病变之后的第三大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慢性疾病。而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被称为“富贵病”的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30年增长近10倍。90年代初留日访学期间，仝小林便预感到，糖尿病未来将成为危害国人健康的一项重大疾病。近30年中国糖尿病的发展态势确乎验证了仝小林当初的预测。目前，我国已成为全世界糖尿病第一大国。
1994年，仝小林拒绝了国外高薪留聘，回国接任中日友好医院中风杂病科主任之职。当时中风杂病科所接触的大多是以中老年人为主的患者，糖尿病发病率很高。前瞻性地考虑糖尿病的发病趋势结合科室的发展，仝小林和院领导商讨，将中风杂病科改为中医糖尿病科。在此之前，大多数医院对糖尿病的治疗归属于内分泌科，从未开设专门科室。因此在当时全国西医糖尿病专门科室都罕见的情况下，中医糖尿病科的设立是开了中医诊治糖尿病的先河。这一科室的成立，对中医治疗糖尿病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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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小林与学生们讨论
“初接触糖尿病，仝小林发现中医人“谈糖色变”，传统中医在糖尿病“降糖”上疗效不佳，公认只能辅助西医降糖。治糖尿病而不能降糖，何谈治疗？仝小林清楚地知道，中医糖尿病科能否立足，中医治疗糖尿病的疗效能否与西医抗衡，“降糖”是关键。
糖尿病，古医书称之为“消渴症”，中医对于消渴的治疗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黄帝内经》之前，就有治疗消渴症的记载。在临床过程中，仝小林和他的团队发现，由于医疗技术的欠缺，没有血糖、尿糖诊断，古人确诊消渴症时，病人实际上已到了现今的中晚期糖尿病阶段，出现了多饮、多食、多尿、形体消瘦（三多一少）的症状。而现代糖尿病患者，借助血糖监测技术，当早期血糖异常时，即可诊断为糖尿病。而此时，病人多以肥胖为主要特征，并伴以痰浊、痰湿、痰热，并没有出现多饮、多食、多尿的特征。
现代肥胖型糖尿病的症状与传统消渴症的症状大不相同，那么用传统治疗消渴的方式来治疗糖尿病，效果定然不尽如人意，这正是中药降糖不理想的根源所在。这一发现，让仝小林备受鼓舞。为了科学验证这一观点，仝小林和他的团队通过对5208例现代糖尿病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消渴症状的患者只占到19.2%，绝大多数病人尚处在以超重或肥胖为主要特征的糖尿病早期。基于这样的思路，仝小林开创了一条全新的中医降糖道路，首先将超重或肥胖型糖尿病和消瘦型糖尿病分成脾瘅和消瘅两大类型，再将糖尿病分成郁、热、虚、损几个阶段，再将各阶段分成若干证型，即将糖尿病按照中医的思维重新分类、分期、分证。通过系列大规模多中心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最终确证了中药复方对初发糖尿病的独立降糖作用。
根据这一思维，在挖掘中药治疗复杂疾病价值的研究中，仝小林针对世界医学难题——代谢综合征提出“膏浊”致病理论，确立代谢综合征的三种主要证型和基本病机，填补了中医对代谢综合征理论认识的空白。继而，他以大黄黄连泻心汤为基础，创制通腑降浊治法方药，通过临床研究确证了中医药“肥、糖、脂、压”的一体化疗效，并证实其可经干预炎症因子网络、关键代谢因子等改善胰岛素抵抗这一核心病理机制。该研究充分展示了中医整体观和中药“多靶点”的优势，实现了中医对代谢综合征的整体治疗这一国际难题的突破,为中医治疗复杂疾病提供了示范。
这些工作是中医在重大疾病主流治疗阵地跨出的历史性一步。中医独立降糖的突破，不仅为众多糖尿病患者带来了福音，也给予仝小林对医学新的深刻认识：不能把西医与中医对症候的认知简单对接，既不能单一地认为几千年的中医疗法毋庸置疑，也不能因为西医的领先而放弃发展和创新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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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小林在图书馆查阅典籍资料
方药量效，紧扣中医疗效的命门
““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自东汉张仲景以后，由于历史传承等原因，《伤寒杂病论》中的本源方药剂量随着时代变化而逐渐失传。按近600年来盛行且写入现代中医教科书“经方一两约等于3克”的剂量，在治疗急危重难时常力不从心。一些医家认识到这一剂量是错误的，且在临床上也摸索出了可确保疗效的《伤寒杂病论》本原剂量，然而大多数医家私藏之为独得之秘，世代相传却对外秘而不宣，致使几百年来的中医量效关系研究在医书记载上近乎空白。
在长期应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本源剂量（即大于当今教科书五倍剂量）治疗急危重难疾病的临床实践中，仝小林深刻认识到量效关系是制约中医药疗效发挥的命门所在。他自1983年起即开始考证东汉《伤寒杂病论》剂量，经过一番细密详实的考据，得出《伤寒杂病论》经方本源剂量应为“1两约等于15克”的结论，这与当时盛行的“1两3克”的说法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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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小林考察湖南希尔天然药业有限公司
“2011年，国家973项目对“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的资助，成就了仝小林系统科学地展开“量效关系研究”的心愿。在他主持的973项目里，首次应用循证医学方法对“方药合理剂量”及“量-效关系”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将经方本源剂量（即“1两约等于15克”）设定为高剂量，以现行通用剂量（1两约等于3克）设为低剂量，另取9克作为中剂量组，经过1300余例、多个临床研究，最终验证了中医方药具有较宽泛的剂量范围，在经方本源剂量的框架内选择合理用量，较现行通用的低剂量，能大幅提高经方治疗急危重难疾病的疗效。
目前，以973项目研究成果为基础形成的《经方临床用量策略专家共识》，已通过在世界中医药联合会方药量效研究分会平台向全球发布，用作世界各地中医使用经方时的剂量参考。此外，仝小林综合文献、药理、药化、代谢组学等多学科研究，系统揭示了中医临床用量规律，构建了方药剂量理论框架，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论述方药剂量理论的专著《方药量效学》，该书出版后获得世界医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被封为经方用药之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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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小林与湖南希尔天然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群
循证医学，中西医融合走向大同
“仝小林说，现代医学从过于精细化的反省中，逐步走向综合和整体，是痛定思痛的翻然醒悟；中医在整体、综合的基础上，走向精细和量化，也是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必然趋势。辨证和辨病论治，一个是黑箱，一个是白箱，非但不是对立，而是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中医大发展的机遇在此，动力在此，疗效亦在此。
在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支持下，由仝小林及相关专家牵头，广安门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11家医院参与，实施了“2型糖尿病前期中医综合治疗方案研究”，验证了中药具有减缓糖尿病进展的作用。论文2014年发表于美国《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这项研究也获得了西医糖尿病研究的“十大进展奖”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的一等奖。
“这是中药复方临床循证研究首次发表在国际内分泌重量级杂志上，是全球首个降糖纯中药干预糖尿病前期的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仝小林说，该研究已被中国西医权威指南—《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3版）推荐，成为唯一入选中西医双指南的降糖纯中药。
中医降糖的循证研究也让仝小林开始思考循证医学在中医领域的运用。循证医学意为“遵循证据的医学”，又称实证医学，港台地区也译为证据医学。不同于以个人经验为主的中医学，循证医学强调任何医疗决策应建立在最佳科学研究证据基础上。可以说，循证医学是现代医学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临床医学实践从经验走向理性。
“中医个体化诊疗思想，是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千人千面，这种思想是非常先进的，对现代医疗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任何一种疾病，都有它的共性，但中医由于是在无法按现代医学诊断的历史大背景下形成的，对现代疾病的共性认识不足，这又成为中医努力的方向。对于疾病的治疗，掌握其共性，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医学的诊断已经为掌握疾病群体化的共性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中医也同样需要利用循证医学来实现把握疾病共性特征。循证医学之于中医的意义就在于，在群体化的情况下，验证某一处方是否有疗效，这将是推动中医进一步发展的重大突破。中医大变革的时代到了，是因为有了近二百年的西学东渐，有了一个甲子的中医、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积淀，后者我称之为“西学中鉴”。中西医平等对话，相互借鉴，走向融合，医学走向大同，这应该是世界医学的发展趋势。”仝小林说。
仝小林认为，历史的机遇是最大的机遇，中医学的复兴已经初见曙光，但这个机遇，转瞬即逝。《老子》曰：大制不割。中医需要的正是自我改变的勇气和再生的决心，我们要牢牢地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使中医重新回到世界医学舞台，能与多学科最新成果对话的舞台。敞开胸怀，迎接新时代的八面来风；打开疆界，汲取现代医学最新成果。在继承优秀传统医学基础上，构建新的医学体系，中西医走向大同，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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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故事》杂志 编辑/张美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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